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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累计产气超10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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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3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对外宣布,位于海南陵水海域的我国首个自营1500米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自2021年6月25日正式投产以来,累计生产天然气超10亿立方米,在保供季为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了重要清洁能源来源。

  据介绍,气田成功达产10亿立方米,验证了我国自主创建的深水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生产运维完整技术体系的先进性与可靠性,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深海油气勘探开发先进国家行列。

  据悉,“深海一号”大气田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发现的平均水深最深、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海上超深水气田,该气田量身定制了全球首座十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深海一号”能源站,投产后每年可向粤港琼等地稳定供气30亿立方米,能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四分之一的民生用气需求。

  来源:魏安/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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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龙岗区坂田街道相关区域解除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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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龙岗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告称,根据疫情处置进展,经研究决定,自2022年2月14日零时起,龙岗区坂田街道调整相关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管控措施,现通告如下:

  一、岗头社区马蹄山小区五巷1号、2号两栋解除封控区管理。

  二、居里夫人大道以东、岗溪路以南、坂雪岗大道以西、稼先路以北范围内的马蹄山小区(除马蹄山新村、宝岗小学、岗头第一幼儿园、倒角片区、一区、马蹄山商业楼E栋、马蹄山篮球场、岗头社区工作站)区域解除管控区管理。

  三、居里夫人大道、贝尔路、坂澜大道、环城北路、冲之大道、中心围路围合区域有序解除防范区管理。

  解封解控后,坂田街道相关管理措施调整如下:

  (一)严格卡口管理。社区出入口实行24 小时值守,严格落实测温、扫码、佩戴口罩等防控措施。

  (二)严格公共场所管控。社区内的公共场所、密闭不通风经营场所(影剧院、KTV、酒吧等)、批发市场、肉菜市场、食肆、宾馆、超市、小门店等各类经营场所,严格落实测温、扫码、限流等管控措施,禁止各类人群聚集活动。

  (三)加强交通管控。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时严格落实测温、扫码、戴口罩等措施。

  (四)加强个人卫生防护。居民做好自我健康监测,每日通过健康码进行申报,如有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症状,要及时报告社区并前往就近发热门诊就医。社区活动期间,戴口罩,保持一米线距离,不串门,不聚集。

  (五)及时调整防控措施。以上管理措施执行7日后,按照相关工作指引,转入常态化防控。

  (总台记者 周羽 刘祎辰 朱平 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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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18连涨”几无悬念 专家预计今年涨幅约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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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地方两会陆续落下帷幕,记者梳理发现,多个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专家表示,养老金“18连涨”几无悬念。此外,为缓解养老金的收支压力,加快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势在必行,尽快落地个人养老金制度迫在眉睫。

  今年养老金涨幅约为3%

  据记者了解,2022年多个省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适度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进行了规划,例如:河北省明确要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河南省表示“适度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兜牢民生底线”;吉林省、陕西省也明确提出“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与此同时,1月21日,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刘昆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适度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启动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明确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建立地方财政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投入长效机制,合理调剂基金余缺,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业内专家认为,2022年养老金上调窗口已开启。事实上,截至2021年,我国退休人员养老金已经实现“17连涨”。2018年至2020年,连续三年上涨幅度均为5%,2021年上涨幅度调整为4.5%。

  “近几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上调幅度呈下降趋势,今年养老金涨幅约为3%。”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是受社保基金收入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另一方面,目前我国职工养老金人均水平为每月3000元左右,基数已经较高,占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重约60%左右。

  “退休人员有权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同时,养老金上调是对抗通胀的必要措施。因此,今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将继续上调,养老金上调幅度应至少不低于CPI上涨幅度。”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对记者如是说。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研报显示,截至2021年,基本养老金已经连续17年上涨。然而按照2020年平均工资8115元/月计算,缴费工资为8115元,从22岁大学毕业工作到60岁退休,养老金收入3084元/月,替代率为38%。这仍略低于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养老金替代率最低标准(55%)。

  养老金第三支柱迎大扩容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并要提高企业年金覆盖率,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目前我国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冲击,在‘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大规模发展可能受限的情况下,‘第三支柱’相关制度的落实和快速推进刻不容缓。”中国文化管理协会乡村振兴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袁帅对记者如是说。

  在“十四五”规划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愿景与举措后,各级政府和监管部门迅速做出响应,并对相关内容进行细化。2021年12月1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会议强调,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完善制度设计,合理划分国家、单位和个人的养老责任,为个人积累养老金提供制度保障。该文件具有推动、健全我国三支柱体系的重要指导作用,标志着“个人养老金新时代”即将开启。

  此外,多地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养老保险‘三支柱’体系”等。

  我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发展状况如何?据了解,2018年我国先后试点了养老目标基金和个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2021年9月份,银保监会又推出了养老理财产品。目前,个人养老金产品品种较为单一,市场选择余地不大,仍有较大市场空间。截至目前,养老目标基金资产净值约为1000亿元。个税递延商业养老保险累计实现保费收入仅2亿多元,参保人数4.5万余人,需进一步加大发展力度。

  董登新表示,发展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必须同时两手抓。首先,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理财观念,需要通过投资教育来引导家庭理财,加强对养老储蓄的重视,提高对个人养老金产品的重视;其次,应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个人养老金产品研发和业务创新,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投资选择。

  袁帅表示,个人养老金的蓬勃发展,既有赖于税收政策从力度和结构方面给予支持,也需相关机构提高产品研发能力和资管能力,做出更多探索,推出更加多样化和适老化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以满足公众的多元养老需求。

  在养老金入市方面,董登新表示,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将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长期资金来源。

  “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入市规模是既定的,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规模增长空间较小。而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规模是不封顶的。当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在短期内无法快速扩面、扩容时,个人养老金有望超前发展,发挥更大的补充养老功能。”董登新分析道。

  袁帅表示,随着养老金第三支柱的进一步发展,其与资本市场将形成相互促进的局面。我国资本市场中,长线、机构主导的投资资金较为缺乏,而养老金有望成为资本市场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之一。第三支柱的发展,既能完善我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也将助力资本市场发展。同时,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也将反哺第三支柱建设,形成良性循环。

  来源:孟珂/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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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问题调查:数量正在减少 局部质量也在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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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耕地红线是14亿中国人的粮食安全底线。

  2021年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三农”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耕地保护提出明确要求:18亿亩耕地必须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

  这意味着,守住耕地红线,不仅数量上不能减少,质量上也不能搞“变通”。

  然而,一个不得不正视的事实是,保饭碗的耕地数量正在减少,局部质量也在变差。

  耕地究竟怎么了

  万物土中生。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中国土地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朱道林说,耕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自然基础,天然具有稀缺性。当前耕地问题表现在耕地数量减少,优质耕地减少趋势也在持续。据统计,1957年至1996年,我国耕地年均净减少超过600万亩;1996年至2008年,年均净减少超过1000万亩;2009年至2019年,年均净减少超过1100万亩。这一趋势反映在人均耕地面积上是,一调(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为1.59亩、二调1.52亩、三调1.36亩。现有耕地19.18亿亩,如果以这样的速度减少,10年后可能会突破18亿亩红线。

  事实触目惊心。目前,一些省份耕地保有量已突破耕地红线,有的甚至低于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国土三调显示,10年间我国耕地净流向林地1.12亿亩,净流向园地0.63亿亩,有6200多万亩坡度2度以下的平地被用来种树。

  记者梳理各地近年来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除用于经济建设外,耕地减少主要有以下几类:有的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绿化造林;有的在铁路、公路两侧占用耕地超标准建设绿化带;有的以河流、湿地治理为名,擅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挖湖造景、建人造湿地;有的把自然保护地以外的连片耕地划入生态保护红线;有的通过擅自调整县乡国土空间规划规避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审批;有的存在未批先用、批少占多、批甲占乙的情况。

  与耕地数量减少、耕作层被破坏不同,耕地“非粮化”是指一些适合种粮、原先种粮的耕地由于种种原因被用于其他农业用途。耕地“非粮化”与种粮效益直接相关。朱道林算了一笔账,2021年全国粮食亩均产量387公斤,假如土地流转费500元/亩,在现有粮价水平下,种粮并不挣钱。由于土地流转费是经营者要付出的成本,在粮食生产比较收益低的背景下,通过流转获取的耕地往往被用于效益更高的非粮化耕作。

  遥感监测数据显示,现有耕地中,真正种粮的面积约占七成,其余为经济作物、园地、林地、休耕等。南京林业大学“中国村庄经济”师生课题组2021年对江苏省无锡市的调查发现,种粮规模经营户平均每亩纯收益仅34元,一些经营户被迫缩小面积或调整结构。

  更严峻的是,受制于生态保护,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现有部分耕地还要退出。2016年底公布的全国耕地后备资源调查结果显示,经过持续开垦,耕地后备资源总面积8029万亩,大规模开发利用方式已不再适用。其中,4722万亩受水资源限制,短期内不适宜开发利用。最新数据显示,现存25度以上坡耕地以及分布在河道、湖区高水位线下的耕地还有8000多万亩,属于不稳定利用耕地,需要逐步退出。

  耕地问题同时也表现在质量上。我国耕地质量可谓“先天不足”,优质耕地资源紧缺。朱道林介绍,一年一熟地区耕地占比48%,年降水量800毫米以下地区耕地占比65%。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杨凌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创新中心技术委员会主任唐华俊说,全国耕地由高到低依次划分为10个质量等级,平均等级仅为4.76等。其中,一等到三等耕地仅占31%,中低产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

  走进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的一块玉米地,记者在黑土断面观测点分辨出黑土和深层黄土模糊的交界线。梨树县农技推广总站站长王贵满介绍,黑土层自清代末年开垦以来,由于重用轻养,加上风蚀水蚀,每年要减少约3毫米。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再过几十年,恐怕就要消失殆尽了。

  黑土是世界公认最肥沃的土壤,在自然条件下形成1厘米厚的黑土层需要200年至400年,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东北黑土区是世界三大黑土区之一,也是我国最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调出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然而,东北黑土退化问题严峻,耕层持续变薄,厚度不足20厘米的耕地约占一半,有的地方有机质含量较开垦之初大幅下降。

  黑土退化是我国耕地质量“后天失调”问题的缩影。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一级巡视员陈章全说,长期以来,由于高强度利用,耕地基础地力呈下降态势,2018年化肥施用量是1978年的6.4倍,而粮食产量仅是2.2倍。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局部地区退化势头明显,东北黑土地退化、南方耕地酸化、北方耕地盐碱化等问题尤为突出。由于气候、酸雨等综合因素,强酸化耕地增加70%以上,由于水盐运动失调,盐碱化耕地增加3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所副所长周卫认为,从耕地类型来看,我国耕地可分为“七块地”,即东北黑土地、北方旱地、南方水田、南方旱地、盐碱地、设施农业用地及后备耕地。以北方旱地来说,由于高强度利用、耕地浅旋、地下水超采,造成华北平原耕地耕层变浅、水肥保蓄能力差。以南方水田来说,低产水稻土面积超过1亿亩,集约化种植使得“瘦、板、烂、酸、冷”等水稻土典型问题日益严重。以设施农业用地来说,由于长期覆盖栽培、农药肥料高投入,设施土壤普遍出现次生盐渍化、养分失调、土传病害加重等问题。

  近年来的布局北移也是耕地问题的一大表现。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司长郭永田介绍,我国64%的耕地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北,光热水较差、复种指数较低的北方耕地所占比例较10年前增长5个百分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南、吉林、新疆5个省份耕地占全国耕地的40%。即使在相同耕地面积下,这种布局变化也会相应减少耕地产能。有收无收在于水,水利对解决耕地问题至关重要。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发展到10.37亿亩,节水灌溉面积达5.6亿亩。不过,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地方存在重建设、轻管护的问题,日常管护不到位,灌溉设施得不到及时有效修复,常年“带病”运行。在一些中型灌区,渠系渗漏、坍塌、决口等现象普遍,直接制约耕地质量。

  耕地保护难在哪

  那么,耕地问题是如何产生的,症结又在何处?

  纵观人类历史,因关系生存发展,耕地备受重视。工业革命后,尤其是现代城市发展后,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是全球的共性问题,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这个矛盾不可避免。

  一方面,土地投入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国家统计局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经济总量已超11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经济比重预计超过18%。我国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0多年居世界首位,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地方经济发展中,与土地相关的财政收入起到了特殊作用,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是基础设施超常供给能力形成的关键。但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工业用地、交通用地、城市扩张用地等需求十分强劲,建设用地供求矛盾突出,是导致耕地持续减少的重要原因”。郭永田说,城市周边的地相对平整,都是好地、成规模的地,当城市像摊大饼一样快速长大,正好和优质耕地高度重合,很多地慢慢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

  国土三调显示,2019年建设用地6.13亿亩,较2009年二调增加1.28亿亩,增幅26.5%。深层原因在于,GDP增长与地方有切实关联,但粮食安全是关系长远的宏观大局,和当地自身经济发展关系不大。在这种思想主导下,也就放松了粮食安全这根弦,放松了对当地粮食种植面积下滑的警惕,没有充分认识到各地都有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和义务。而且,过去较长时间,不少地方依靠的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土地利用效率偏低,使建设用地需求居高不下。

  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之间的这种冲突,在南方经济发达地区更为明显,也是导致我国耕地分布持续北移的直接原因。在不少经济发达地区,高质量耕地往往最容易被建设占用,补充耕地的质量又难以得到保证。

  在广阔的农村,尽管常住人口趋于减少,但农村建设用地也不降反增。自然资源部曾表示,违法占用耕地建房正从局部地区向全国范围、从普通房屋向楼房别墅、从农民自住向非法出售、从单家独户向有组织实施蔓延。国土三调显示,城镇村及工矿用地5.29亿亩,其中村庄用地占3.29亿亩,占比62%。

  背后的关键因素是我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之前,只有经过国家征收后才可入市交易。同时,随着农村人口增多、经济条件改善,住宅需求快速增加。但在不少地方,宅基地分配还沿袭当年的分配格局。在内外因素推动下,农村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房屡禁不止。造成耕地“非粮化”的重要原因除了比较效益低外,还有就是有的地方片面推行农业结构调整。朱道林分析,由于多种经营对农业增收作用很大,一些地方把农业结构调整简单理解为压减粮食生产,有的经营主体违规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挖塘。南京林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强说,工商资本大规模流转耕地后,片面追求利润、实现集约种植,改种经济作物,加剧了“非粮化”倾向。

  此外,一些地方对生态文明建设存在认识误区,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修建景观、造林、铺草,于是在耕地甚至是永久基本农田上植树造绿、挖湖造景。在城镇化背景下,有些农民选择种植效益更高、劳力投入更小的林木。

  郭永田分析,耕地保护难的核心问题是耕地利用中存在多重目标冲突,围绕耕地保护产生了多种利益的博弈。在这种博弈中,经济利益上的最大化往往占据上风。“种粮食,还是盖房子?”“种粮食,还是种经济作物?”根本上这是对选择国家利益还是地方局部利益的考量。

  早在201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大家立了军令状,必须做到,没有一点点讨价还价的余地!近几年在地方调研中,总书记都十分重视察看耕地,在不同场合表示,保护耕地要像保护文物那样来做,甚至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来做。然而,变相侵占耕地的现象在各地并未杜绝。

  在耕地数量下降的同时,对耕地质量的忽视也应引起重视。耕地质量的治理提升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难度大,见效慢。特别是土壤质量看不见摸不着,只有通过化验检测等手段才能发现问题,而一旦发现问题,治理起来已经十分困难。

  因提高产量的现实需要,农业生产长期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导致耕地退化加重。农业农村部农研中心的典型调查显示,农户层面的种养结合比例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超过70%下降到现在的约10%,导致耕地有机质含量下降。王贵满直言,“以前种地用农家肥,秸秆转变成粪肥回到地里,种地又养地。大量使用化肥后,黑土的营养一点点流失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也在发生变化,对土地疏于养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说,第一代农民工的基本轨迹是离土—出村—回村,第二代农民工基本上是离土—出村—不回村,他们与土地的关系、对农业的观念已经发生根本改变,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热衷于保养地力。

  耕地问题也有法律制度的原因。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耕地保护法。2021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十二条有关于“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的规定。在此之前,对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等行为,有“禁止”条款,但没有罚则,地方处置中仍无法可依。这导致土地执法不严、违法违规占用现象仍然存在。

  18亿亩红线是怎么来的

  无论是分析耕地问题的具体表现还是深层成因,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耕地红线”。18亿亩耕地红线是怎么来的呢?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说,18亿亩是综合经济发展、人口状况、粮食单产等因素测算划定的。考虑到复种指数,18亿亩耕地对应每年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为24亿亩。其中,粮食播种面积约17亿亩,其余用于棉、油、糖、菜等种植。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粮食亩均单产不到800斤,以17亿亩的播种面积计算,对应的产量是1.3万亿斤以上,这正是目前粮食产量所站稳的台阶。近年来,我国进口大量农产品,等于变相利用国外耕地。以进口量最大的大豆为例,2021年进口9652万吨,如国内生产,以亩产130公斤计算,需要7亿多亩播种面积。考虑到粮食需求还在增长,红线已退无可退。

  18亿亩只是个概数,其实际指向也是与时俱进。国家“十一五”规划期间提出耕地红线保持18亿亩,“十二五”规划上升为18.18亿亩,“十三五”规划明确保持在18.65亿亩。耕地红线数据的变化,反映出国家对耕地保护的目标在持续加压。

  新中国成立后,耕地保护几经波折,在不同时期应对不同矛盾,为实施耕地保护作出大量努力。

  当年在“以粮为纲”的大背景下,耕地保护受到重视。朱道林回忆,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农垦制度得到充分发展,各地还大规模开垦了陡坡地做梯田,耕地规模有所发展。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探索“包产到户”,农村改革拉开大幕。1979年小岗生产队粮食产量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产量总和。这个时期,农民对耕地有了新的保护意识——保耕地就是保饭碗、保收入。然而,也是从此开始,农村经济飞速发展,农民的住宅需求日益旺盛,乡镇企业在农村纷纷开办,乱占耕地问题开始出现。1981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对此作出规范。

  1985年财税体制改革,地方财政大包干大大激发了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由此也带来大量的土地占用,耕地严重流失。1986年,我国颁布土地管理法,以法律形式对耕地使用进行规范。就在这一年,诞生了专门管理国家土地资源的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一改城市土地和农村土地分而治之的局面。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地“开发区热”造成了大量的耕地占用,由此也导致工业用地价格扭曲,企业因土地成本低,占地过多,而且出现了园区土地投机等弊端,这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普遍。有鉴于此,1992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严禁开发区和城镇建设占用耕地撂荒的通知》,严格查处愈演愈烈的乱占耕地行为。

  1997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发布,提出实施基本农田保护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2006年,“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18亿亩耕地红线的约束性指标。这一时期,我国还实行了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制度,并建立了国家土地督察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耕地保护空前重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加快协同。201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同时,提出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创新回答了“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耕地保护政策的四梁八柱开始构建。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提出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的现象,规范省域内补充耕地指标调剂管理,并探索补充耕地国家统筹。2019年,我国再次修订土地管理法。2020年,中央提出粮食安全党政同责。2021年,修订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管控型政策工具不断完善。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下发《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严禁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严禁违法违规批地用地,明确了耕地利用优先序,推出了防止“非粮化”的系列举措。2021年,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发布《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永久基本农田不得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同时,对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实行年度“进出平衡”。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已累计建成9亿亩。多部门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推动酸化和盐碱化耕地治理。郭永田告诉记者,通过田块整治、土壤改良、完善灌排等措施,高标准农田抗灾减灾能力明显提升。2021年,甘肃670万亩农田持续遭受大旱,高标准农田的成灾率比一般农田低20个百分点;台风“烟花”过境浙江余姚,当地高标准农田仅用两天就排出最大深度60厘米的积水。

  记者梳理发现,围绕耕地保护,我国已形成管控型、激励型及建设型三类政策工具箱。管控型政策是通过规划管控、用途管制、利用计划、占补平衡等手段严格约束占用耕地的行为。建设型政策是通过加大投入提高地力,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提升。激励型政策是通过经济手段对种粮农民给予补贴,对保护耕地的地方给予奖励,包括耕地地力补贴、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等。

  趋于完善的政策措施表明,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是我们坚定的决心,没有一点点讨价还价的余地!

  保护耕地不能只算经济账

  先天不足的农业资源禀赋、超多人口的粮食供给压力,使得我国耕地被迫长期超强度利用。

  事实上,耕地质量保护和数量保护同样也是世界级难题。上世纪70年代的欧洲,荷兰是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最小的国家之一,在工业化、城市化压力下,平均每年损失耕地1万公顷。为此,荷兰更新耕地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从城市和农村两方面统筹城乡土地规划,防止城市化侵蚀农业用地。得益于严格的耕地保护,荷兰已是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

  虽国情农情不同,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我国而言,耕地安全愈重要,耕地保护却也愈艰难。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视角下,千方百计确保耕地安全,要处理好地方与全局、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当下与长远三对主要矛盾。当务之急是坚持耕地管控、建设、激励多措并举,构建统筹数量、质量、利用于一体的耕地安全制度体系,梯次解决“有没有地”“好不好用”“种不种粮”的问题。

  首先,针对用地利益冲突,要严格耕地数量管控,解决“有没有地”的问题。办法是,强化耕地用途管制,规范土地流转行为,优先保护优质耕地。

  在卫星遥感监测技术成熟的今天,违法占地难逃“法眼”。在卫星影像上,田块清晰可见,湾塘一览无余。只要占地动工,必被“天眼”监控。这使得通过定期遥感监测能及时发现问题线索。要严控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强化地方责任,实行党政同责、终身追责。下达带位置带责任的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并签订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书。针对“天眼”发现的非法实质性占用耕地,建立完善“增违挂钩”机制,将违法用地数量与土地计划指标挂钩。

  据统计,我国土地流转比例已超三分之一,工商资本占流转土地的比例约10%。2021年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提出,“对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土地经营权,依法建立分级资格审查和项目审核制度”。各地应加快完善企业经营信誉档案、信用担保等操作性细则,加强流转土地监管,对非法占用土地或破坏耕地层的,及时追究法律责任。

  记者调研发现,优质耕地减少的速度快于一般耕地,发达地区耕地减少的速度快于欠发达地区。有必要优先把光热水土匹配较好、复种指数较高的耕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特别是要把水热充足、一年多熟的耕地保住。同时,对比较优势突出区域的耕地,划定不同作物的优势产区或产业带,实行区位锁定,防止优质耕地流失。

  其次,针对土壤地力透支,要强化耕地质量建设,解决耕地“好不好用”的问题。手段是,加大耕地建设投入,加快耕地科技创新,优化灌区续建配套。

  采访中,各地普遍反映,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与实际建设成本相比差距较大,多数地方财政资金配套困难,管护经费也普遍不足。农业农村部农田建设管理司副司长吴洪伟建议,各地要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优先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耕地保护与财政奖补、信贷担保等方面的政策衔接,吸引社会资本和新型主体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运行管护。

  耕地质量提升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农机、农艺、种子、水肥等多学科。长期以来,我国耕地科技力量布局分散,突破难点的思路不清晰。不久前,中国农科院启动实施“沃田科技行动”,集聚院内农业资源、作物科学、农业机械等学科协同攻关。下一步,应在更大范围内强化科技资源整合,推进“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品创制、模式构建”全链条科技创新,打造耕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水利是改善耕地质量的关键要素。水利部农村水利水电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倪文进说,我国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农业生产高度依赖灌溉。要加快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以粮食主产区为重点,开展骨干灌排工程设施除险加固、配套达标,注意与高标准农田建设衔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研究所副所长张宝忠认为,要因地制宜建设水系连通与引、蓄、灌、排等供用水工程体系,以数字灌区为抓手建设水调控系统,将有助于耕地质量长久提升。

  再次,针对耕地“非粮化”,要创新激励措施,解决“种不种粮”的问题。方式是,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保障种粮农民合理收益,扩大金融保险手段运用。

  耕地又有一般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之别。耕地利用不能完全按照效益优先的原则来考量。应当明确,一般耕地应主要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菜及饲草饲料生产。永久基本农田是优质耕地,已依法划定约15.46亿亩,要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田已建成9亿亩,原则上全部用于生产粮食。要引导新发展林果业上山上坡,不与粮争地。不过,也不能把“非粮化”与农业结构调整对立。各地在防止“非粮化”增量同时,要稳妥处置存量问题。

  在地方调研时,农民们告诉记者,“只要种粮能赚钱,国家粮食就安全”。耕地问题不能只算经济账,但也要用好经济手段。区别于“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要有不同的应对策略。要综合运用政策、市场等手段来纠正“非粮化”,让经营主体愿意种粮。既要“晓之以义”,压实地方党委政府粮食安全责任,确保各省份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又要“辅之以利”,完善农业价格和补贴政策,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让农民种粮多得利。

  2022年1月,四川省首单耕地地力指数保险在宜宾市落地。承保的锦泰保险公司介绍,该保险通过监测土壤有机质含量变化来判断是否触发保险补偿。保险周期为3年,参保后,农户每年每亩地仅需缴纳24元保费,如果监测显示有机质含量增长,农户就可获得每亩3年最高1500元的补偿。作为金融支农创新试点支持项目,耕地地力指数保险将一般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受灾赔付变为正向激励,有利于激励种粮农户,可逐步扩大试点。

  寸土寸金关乎国计,一垄一亩承载民生。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在耕地问题上决不能犯历史性错误。唯如此,才能实现“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调研组成员:徐涵 乔金亮 黄晓芳 吉蕾蕾)

  来源:本报调研组/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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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器晚成 挪威女将雷塞兰成北京冬奥会首个3冠王

天辰注册_雷塞兰在比赛中射击。图/新华社雷塞兰在比赛中射击。图/新华社

  新京报讯(记者 赵雪)2月13日下午,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女子10公里追逐在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挪威选手马特·奥尔斯布·雷塞兰以34分46秒9的成绩夺冠,她由此成为本届冬奥会首个3冠王。

  雷塞兰1990年出生于挪威,在父亲的鼓励下,2005年她在家乡弗罗兰加入了一个新成立的冬季两项团体,开始参加比赛。刚开始比赛的前半年,雷塞兰对冬季两项产生了一些厌烦的情绪,比如因为哮喘,她无法找到合适的滑雪训练室。最终,她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了下来。

雷塞兰庆祝夺冠。图/新华社雷塞兰庆祝夺冠。图/新华社

  雷塞兰的职业生涯可谓大器晚成。2018年,她才首次参加冬奥会,在平昌收获两枚银牌。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的目标从不是一夜之间变成全世界最好的,而是希望每天变好一点点。”

  北京冬奥会,雷塞兰共报名了冬季两项混合接力4×6公里(女子+男子)、女子15公里个人、女子7.5公里短距离、女子10公里追逐和女子12.5公里集体出发5个项目。在结束的前4项比赛中,雷塞兰都没有空手而归,收获3金1铜。

  值得一提的是,雷塞兰的北京冬奥会之旅还在继续。2月19日,她还将参加女子12.5公里集体出发,向个人第7枚奥运会奖牌发起冲击。

  新京报记者 赵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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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春雨:尽力了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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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晚,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中,中国队获得铜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的第9枚奖牌。

  中国队的姑娘们高举鲜艳的五星红旗绕场庆祝,分享荣耀时刻!

  赛后接受采访时,曲春雨眼睛红了。曲春雨说,已经尽力了,但是没有达到理想状态。希望大家一直支持中国短道速滑这支队伍!

  在颁花仪式上,中国队站上领奖台。随后,范可新、曲春雨、韩雨桐、张楚桐、张雨婷拿到运动员专属纪念版“冰墩墩”,还与获得冠军荷兰队和亚军韩国队合影,分享喜悦。

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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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富阳区全域为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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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央视新闻,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2022年30号通告,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规定,经综合评估研判,杭州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意,即日起将富春街道桂花西路262号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调整后,富阳区全域均为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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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香港今日新增151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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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网综合报道]香港“星岛网”刚刚消息称,新冠肺炎变种病毒正在香港社区暴发,消息称香港今日(12日)新增151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报道称,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11日公布,香港当日新增1325例确诊病例,其中两例属输入病例,其余为本地感染。

辽宁兴城市:非必要不出小区 不出村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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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力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全面加强社区(村)居民小区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小区居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结合兴城市实际情况,2月11日,辽宁葫芦岛兴城市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总指挥部发布通告:

  (总台记者 李承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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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港珠澳大桥往来香港珠海的穿梭大巴恢复双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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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电台2月12日报道,经港珠澳大桥往来香港和珠海的穿梭大巴,在午夜零时后恢复双向运行。因香港疫情爆发,澳门防疫隔离酒店房间供应紧张,预订最快要到三月下旬才有房间。

  另外,教育部门已最少收到11宗在港就读的澳门学生或家长,求助或查询返回澳门的途径。澳门新冠病毒应变协调中心曾表示,特区政府会与学生或家长保持沟通,协助他们尽快返澳。截至昨日,有900多人在澳门的医学观察酒店接受隔离,当中有约440人是澳门居民,其他有约150名外雇以及约350名旅客。